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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- 对话动机 3月9日，“信息公开与透明政府建设”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，与会学者对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实施10个月以来的实践进行探讨，也指出了条例中存在规定模糊、难以操作的地方。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李广宇，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 解释课题的负责人，他透露，最高人民法院有望今年出台《关于受理信息公开案件的若干规定》的司法解释。什么样的案子可以受理？哪些信息可以公开？司法解释将作一个明确规定。 - 对话人物 李广宇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 对“滥诉”要有一个公正评价 新京报：记得信息公开条例刚颁布时，就有人担心会引发大批量的诉讼爆炸。10个月过去了，情况如何？ 李广宇(以下简称“李”)：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，各地出现了一些，但并不是想象的诉讼爆炸。 实践当中，从地方法院和行政复议机关的反映来看，现在所谓的“滥诉”已经引起了重视。上海法制办的复议处提供了一个数据，他们受理的复议申请当中，其中一个人的申请，在去年占到了一半。他们说，这样浪费了很多的司法资源、行政资源。 新京报：问题是有些“滥诉”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？ 李：对“滥诉”要有一个公正的评价，现在来看，需要这些一个一个的诉讼来推动，像北大王锡锌教授讲的，从下往上社会公民的力量，这个推动力还是需要的。 也有人呼吁是不是在限制滥诉方面设置一定的门槛，我们也有考虑，但现在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。 考虑在五一前后向社会征求意见 新京报：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对法院产生了什么影响？ 李：法院的挑战来了。 比如说在实践当中，对第33条第2款中“合法权益”的理解，很多人认为这是从行政诉讼引用来的，行政诉讼法第11条关于受案范围的规定，对权利的保护限定人身权和财产权，政府不公开信息，并没有对你的人身权、财产权产生损害，也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。 这些观念，都在信息公开这一崭新的实践面前需要重构、还原本来的含义。 新京报：最高人民法院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？ 李：我们经过几轮起草、修改、座谈、调研，现在有一个想法，争取能够在五一前后用公开的方式，完成信息公开司法解释的协调工作，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征求意见。 原告资格方面不要设太多门槛 新京报：根据信息公开条例，申请人应该是对生产、生活、科研有关的信息申请公开。问题是，有些信息带有公益性质，可能有些人在三方面都与此无关，如果申请时遭遇拒绝，怎么办？ 李：这就涉及原告资格问题，在我们做的讨论稿当中，没有这条规定。 无论是学者还是行政机关的官员，都对原告资格问题很重视，而且有不少同志也建议设定一定的资格。但是，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一条？也是有一个考虑，在原告资格方面，不要设置太多门槛。 你认为不符合“三需要”，拒绝提供，处理得是否合法？还有要接受监督。我个人主张，不应该把“三需要”作为原告资格的条件。 “我们倾向于水电气等事业单位可做被告” 新京报：去年北大王锡锌教授等人申请公开首都高速路收费信息时，首发公司拒绝公开的理由有两条，一是涉及商业秘密，二是他们不是行政机关。一些公共事业单位如果以“不是行政机关”为由，拒绝公开信息，怎么办？ 李：这是我想谈的告谁的问题，焦点集中在供水供电供气等事业单位能不能作为被告，我们倾向性的意见是可以做被告。 但也有人担心这个步子大了一些，还有人认为，一旦放开，这些公共企事业单位成为被告，将远远超过行政机关，会不会把行政诉讼民告官的性质冲淡了？ 信息公开同档案法衔接问题拟分两种情形 新京报：信息公开涉及很多其他法律规定，如何解决之间的矛盾？ 李：我们想分两种情形，一种情形是确实在申请公开之前，已经依照档案法的规定正式归入国家的档案机构的，依照档案法的规定来进行。 还有一种是没有规章，或者说是申请人提出申请了，行政机关为了逃避公开才去急忙临时归档，或者由被申请的行政机关内部的档案管理机构来掌握的，这个要按照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。 我们做了这样的规定，但是在讨论核心意见的时候，相关主管部门也是不同意的，这个需要进一步磋商。 - 相关新闻 北京已发生11起信息公开诉讼案 其中包括“反信息公开诉讼” 自去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，北京因信息公开事务引发的诉讼有11起。 在3月9日“信息公开与透明政府建设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，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振清公布了这一数字。 王振清说，11起信息公开诉讼案件，从分布的领域看，大多为征地补偿、拆迁补偿、建设项目的立项、规划、工资待遇等。这些领域大多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，是政府处理的热点和难点问题，“容易引发群体性诉讼。” 从案件类型上看，既有要求政府机关依法履行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也有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后侵犯其合法权益提起诉讼的，即“反信息公开诉讼”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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